小燕說：為什么自考生在北京找工作，同樣是本科生卻不能進好的單位反而受歧視？

　　劉瑞晶說：在社會上，的確存在著這種有失公正的現象——學歷歧視。雖然自考生取得了“與普通高等學校的學歷層次水平要求應相一致”的學歷，但在某些人的潛意識里，依然保留著一種慣性思維———普通高校畢業生是“正規軍”，自考生是“雜牌軍”，自考生不如普通高校畢業生。出現這種思維是我國長期以來重視學歷教育而忽視素質教育的結果。在我國對學歷的重視程度是有目共睹的，據《中國青年報》報道，在我國的人才市場上，學歷的作用已經超過了一些發達國家。這種“學歷歧視”不僅在普通高校學歷與自考學歷之間存在，而且在普通高校學歷之間也同樣存在。普通高校不但有本科與專科之分，而且也有重點與非重點之分，在重點之間也有排名先后之分。這些層次劃分本來是國家為了方便考生合理選擇大學，合理調配教育資源，卻被某些地方政府和用人單位用來作為判斷一個人能力高低的標準。

　　“學歷歧視”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到自考生的就業問題，特別是在公務員招錄上，大多數地方政府都將自考生排除在招錄范圍之外。這種做法是否合適值得懷疑，一方面說“國家承認自考文憑”，另一方面作為國家代表的政府機關卻帶頭歧視自考文憑，如此“言行不一”不但與國家政策和公務員招錄的精神相違背，對自考生不公平，而且也是對法律的陽奉陰違。在前不久剛剛結束的政協會議上，全國政協常委、民盟中央副主席吳正德強烈呼吁，取消公務員招錄中的“學歷歧視”。據報道，重慶、廈門在公務員招錄中率先取消了“學歷歧視”，規定自考生也可以報考，這讓我們看到了自考生與普通高校生受平等待遇的曙光。

　　法律應介入“學歷歧視”，歧視在一定程度上說是一個意識形態問題，而法律是調整人們行為的規范，它和道德規范不同，并不調整思想意識方面的問題，所以就歧視本身來說并不構成違法。你可以在內心里歧視任何一個人，甚至還可以把這種歧視用非侮辱性的語言表達出來，因為憲法規定，你有言論的自由。但是，如果這種“學歷歧視”在招錄、就業、升學中表現出來，成為一種“歧視行為”的時候，法律就應該對其進行調整了。我國在制止“學歷歧視”方面，無論是立法還是執法都做得不夠。特別是在就業中的“學歷歧視”，我國勞動法第十二條規定：“勞動者就業不因民族、種族、性別、宗教信仰不同而受歧視。”該條款只列舉了四種情形的就業歧視，并沒有就學歷歧視是否屬于就業歧視做出規定。因此，很有必要把對自考學歷與普通高校學歷“同等待遇”寫入法律，并賦予公民對“學歷歧視”提起司法保護的權利。學歷歧視，禍在社會，責在公權。所以，要根治學歷歧視，需要從制約公權濫用開始，需要公權機關帶頭求真務實，惟才是舉。